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