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核心机制
丁元竹在2006年9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撰文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要通过经济发展和体制设计建立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就是要在和谐社会的体制或制度框架内，每个人都拥有公平发展的环境，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更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和谐社会则是着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一是价值和心态层面的。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价值层面的，就是要建立和谐的价值体系和大家共同认可、相互信守的行为准则。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维系一个民族长期发展和存在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积淀，可是我们在谈以人为本时很少考虑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层面缺一不可，切不可忽视文化价值的意义。
公共利益是否就等于“大家的利益”
王利明在2006年9月4日《解放日报》回答读者的提问中指出，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各国立法基本上都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精确的定义，而只是采取了抽象概括的方式来规定。究其原因，乃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因为公共利益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相类似的框架性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正因为如此，执法者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社会生活发展和变化的情况来维护某一种具体的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实质的公平和正义。此外，正是由于这种抽象性和概括性，通过公共利益条款能够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平地处理案件，克服成文法所可能具有的滞后性。公共利益所包括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它既可能是经济利益，也可能是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利益。一些学者尝试将公共利益类型化为国家主权利益、国家利益、交易安全、消费者利益等，但无论进行何种程度的列举，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无法明确描述的。这不仅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内容具有宽泛性，更在于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概念。也就是说，公共利益类型繁多，常常与国家政策和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紧密联系，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将公共利益等同于“大家的利益”，的确有简单之嫌。人们在判断某一个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时候，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会形成不同的认识。
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也是一种不平衡
在发展中国家，外汇是一种短缺资源的观念根深蒂固，进而导致人们忽视了因这种不平衡带来的隐患。从衡量国际收支均衡的适度性标准看，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也是一种形式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了较大的社会资本。首先，我国目前出现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意味着国内资源利用不充分，反被国外所利用。如果将外汇储备视为官方渠道的资本输入，则我国现在已是世界资本输出大国。这种格局，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不合理的。其次，可能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隐患。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使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尽管央行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对冲这种影响，但我国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仍是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呆坏账，加大金融风险。再次，由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收入大于支出，造成人民币升值预期。加之本外币利差较大，套利资金便千方百计地流人，使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使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可能性增大。最后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外贸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租金、税率、利率、汇率等基本经济参数的作用。而且企业对价格竞争力依赖较大，必然会影响非价格竞争力的提高。结果，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进口中国商品享受巨大的“价格剩余”好处，另一方面却不断利用“反倾销”等手段为中国的外贸出口设置障碍。
制度建设乃惩防腐败之首举
马建文在《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3期撰文认为，公安腐败现象的主因是制约机制不完善，尤其是现有监督机制的弱势和没有充分发挥其反腐防腐的作用所造成的。制度在一个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关系越是复杂多样，越需要制度。制度的作用也因此就越大。制度的约束，制度的奖励，制度所包含的信息，制度将分散的个体行为纳入到统一轨道、秩序、方式的功能，使它能够形成社会整体力量，能够成为整体性环节，能够作为现实存在而与整体的思维发生关系。制度建设乃惩腐防腐之首举。加强权力制衡，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是重要环节。首先，要抓好内部监督部门的合理设置；其次要理顺各个监督部门的关系，各司其责，协同作战，加强各项权力的制衡；再次，要把党内党外的、内部外部的、行政法律的、社会群众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网络，发挥整体效能。最后，要坚持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腐败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
改革急需理论创新
张曙光在2006年9月4日《中国经营报》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的理论发展远落后于社会实践，急需理论创新。而改革理论要想有所突破，就要防止将过去改革成功经验变成“新教条主义”。因为改革本身就是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体现，改革要有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而没有理论支持就无法制定出改革的战略。“只盯着经济发展指标”，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改革前期这样做能使大家一心一意抓改革，但不能形成路径依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重点，究竟以何为重，要根据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来确定，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但归根结底，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不可偏废；按中国改革先易后难的渐进程序，政府职能的转变迫在眉睫，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提高党报引导力
汪家驷在《中国记者》2006年第7期撰文指出，办报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着力解决党报“宣传味”浓、“新闻度”低的问题，以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一是正面宣传与客观报道的关系。二是宣传任务与新闻发现的关系。三是报道求稳与新闻提速的关系。四是导向作用与市场占领的关系。新闻宣传的引导能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着实实在在的构成要素。在办报实践中体会到，应当从四个方面着力提升党报的新闻品质。一是公信力。党报的性质和定位，决定了党报必须发挥权威性强、公信度高的优势，努力办出一张既有舆论引导力，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党报。二是感召力。对党报来说，其感召力主要依赖对重要政策、重要活动、重大战略、重要部署、重要典型等有效报道。三是亲和力。亲和力是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可读性在受众中产生的引导力。四是表现力。表现力是新闻宣传的表现形式、手法在受众中产生的引导力。提高上述四种能力，是一个综合性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党报的新闻宣传亟待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优化、强化时政新闻。二是丰富、提升言论晶位。三是及时跟踪、引导热点新闻。四是扎实、深入展开调查性报道。用翔实的材料、正确的观点、深刻的分析发出的独特声音，党报才会更有影响力和引导力。
人民日报坚持的“三统一”
王武录在《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9期撰文指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因此，十四大以来人民日报版面的内容特点，便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性质、地位相称；而其形式特点，则可归纳为严格、科学的版面规范。和这一内容特点、形式特点相适应的，则是严谨、端庄的版面风格。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直坚持“三统一”。第一，把服务大局与服务读者统一起来。服务大局，意味着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来把握宣传报道的方向和步骤，强调权威性和指导性；服务读者，意味着围绕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来确定宣传报道的选题和角度，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把体现中央精神与反映群众心声统一起来。具体表现在：不断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有关活动的新闻报道，把最有价值的信息作为新闻的核心层；精心把握来自上层、中层、基层报道的比例，把版面更多地让给老百姓；深入研究新闻宣传的层面、角度和笔法，更好地服务读者。第三，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提高引导水平统一起来。增强信息量，丰富报道内容；加强对重大工作的深度报道，加强“三贴近”的报道；充分发挥评论、理论宣传的优势，深刻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党报的指导性、权威性、说服力、战斗力。当然也还有可改进的地方，比如热点引导不要“训人”，宣传英雄不要“无情”，推广经验不要“孤立”，理论普及不要“抽象”，对外发言不要“单一”。